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成因

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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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他的著名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中提到:“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关于“文学爆炸”的原因,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家,认为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学内部的因素。在政治方面,由于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进入6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的知识分子要求独立和民主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一批有觉悟的作家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先锋,认为从事文学创作是一种革命实践。有些评论家,把这批作家称为“新”。这批作家大多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与下层劳动群体十分相似;他们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军事独裁的寡头政治;他们不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中、小庄园主)和拉美的有能力发动革命,认为已经觉悟的中、小资产阶级将会起政治先锋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拉美文学评论界认为从60年代开始,拉美的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化时期,城市规模急剧扩大,人口也开始上升,科技、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工具有较大改善,从而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文学内部的原因,拉美的文学评论界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代代作家通过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主义、地域主义等等穿做手法,探讨如何表现拉美的民族特色问题;作家们逐渐发现单纯模仿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学技巧,都是无法充分表现拉美现实生活的。拉美的现实生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拉美形式。而这种形式的产生过程,是在多种民族与多种文化的双重融合中进行的。现在的拉丁美洲各民族文化主要由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组成。这几种文化的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行为、思维和感受方式。对此,拉美文学评论界是这样认识的:“我们看到由于多种文化的融合,行为、思维和感受已经变成一种新的方式,从而修正了历史上单一的种族概念,我们坚持拉美本土对文学创作影响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拉美本土的影响决定着人们的思想、精神和性格”。

因此有较长一段时间拉美流行的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等广为人知手法,而是一种地域主义文学。使用形成了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的基本语言文字特色,现代西班牙文第一批最有成就的引人瞩目的文学创作就是地域主义文学作品。它大量引用欧洲现代技艺、表现手法,和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品迥然不同。但它不是现代主义的作家作品,它使用了现代主义创造、引进的艺术手法,但和现代主义有根本的不同特点。因为地域主义小说其本质是现实主义文学,它不是为了寻求新的艺术之花,在艺术上标新立异,而是面对现实,以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地域主义文学除了表现拉美独特风光之外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发展提炼了印第安神话,对大自然和人物神话化的描写为后来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不同的基本特点就在于魔幻手法和地方迷信意识、传说、神话的结合。地域主义最早对大自然和人物神话式的描写,把真实和迷信、神话传说的融合,最终发展出了拉丁美洲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虚幻、离奇、引人入胜的同时又能逼真地反映现实的高度成就。

譬如印第安传统观念中的“万物有灵论”以及预示和预感的真实存在在《总统先生》中都得到多次表现,印第安人认为现实分为历史的现实和梦幻现实,梦幻的现实可以但必须通过特殊的方法来捕捉。这是印第安人特有的本性和想法,源于古老的玛雅文化,而阿斯图里亚斯将这种看待现实和捕捉现实的方法通过象征的意义加入叙事之中。他首先肯定了梦幻和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因为他己经意识到梦幻正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人生是梦,梦就是人生。

这与超现实主义者观察事物的方法有某些相似之处。印第安人在独裁统治之下不堪忍受压迫将梦幻与现实混淆在一起,以抚慰心灵。而超现实主义则是为了逃避现实,将梦魔和潜意识当作最真实的东西。因此,虽然当时阿斯图里亚斯已经摈弃了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是还是借用了其中的技巧将之与印第安人亦梦亦真的生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总统先生》中他对人物的梦魔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借以深刻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

同阿斯图里亚斯一起,绝大部分拉美文学家们坚持文学的人物在于植根本土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拉美作家虽然在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也产生了苦闷失望的情绪,但是他们意识到新大陆贫困落后的根源不在于自然界,也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存在本身:拉美人民的悲惨处境并非某个地域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拉美作家不再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不再描写个人奋斗。而是以更加客观,更加尖锐,更加深刻的态度去揭露、抨击、批判社会的痈疽。同时宣泄内心的愤慈与不平。许多优秀的作家在严肃地探寻社会的出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粉碎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从反面促进了拉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信心的提高。许多作家不再盲目模仿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而是提出了认识民族的自我的要求。他们认识到历史并非一部野蛮史。它有过灿烂的文化、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成为作家追根溯源的钥匙、因此他们不再带着文明人的优越感去怜悯土著人,而是深入到心灵深处去了解他们,进而了解拉美社会的特点。

另一方面,1982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在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很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上少有的活力,现在它已占有受到世界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拉丁美洲是各种文学流派,民间传统与社会动力汇集之处,比如:丰富的民间文学,高度发达的印第安神话传说、各个时期的西班牙巴洛克艺术流派,欧洲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酿成了给人活动,极富营养的琼浆玉液,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拉丁美洲便是从中汲取精华,产生灵感的。”

“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模仿过卡夫卡、考迪乔伊斯、海明威和福克纳,然而却是以其登峰造极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闻名于世;科塔萨尔丛爱伦·坡那借来了想象的尺度,还从伍尔芙那里找到了打开心灵奥秘的钥匙。巴尔加斯·略萨从福楼拜到萨特那获得了创作拉丁美洲小说的独特经验。富恩特斯则从普鲁斯特、乔伊斯、多斯·帕索斯那里学到小说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描写的艺术,同样也是时间的艺术,结构的艺术。勿庸置疑,20世纪中期崛起的一代拉丁美洲作家大都直接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和感染,经受了世界文坛涌动的形形色色的思潮、流派的冲击,洗礼和整合。这显然是拉丁美洲与欧洲、北美之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政治经济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形形色色的专制独裁制度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和文学“爆炸”的产生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独裁政府的高压专制统治使得大批的拉丁美洲作家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早在19世纪中叶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的“考迪略”政权就迫使许多拉丁美洲作家流亡欧洲。如开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先河的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和拉丁美洲反独裁小说的开拓者萨米恩托都体验过流亡生活,他们远涉重洋到达法国和英国,直接受到了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正是他们把浪漫主义精神带回了拉丁美洲,推动了拉美文学乃至整个拉美社会的演变发展。20世纪,从“考迪略”脱胎而来的“猩猩派”独裁统治继续蔓延滋长,使得无数拉美作家都步上了前二位前辈的后路,流亡海外。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何塞·多诺索、卡洛斯·奥内蒂、罗亚·巴斯托斯、科塔萨尔等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家年轻时都曾流亡欧洲或美国,在欧美文学的氛围中受到长期的洗礼。并融入了他们日后揭露、反映拉丁美洲现实的勇敢的文字之中。他们从拉美走向世界,又从世界走回拉美,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虽然大都在欧洲参加过西方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化文学流派,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的作品表现的始终是美洲的神奇的现实。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拉美当代文学的“寻根”运动。它开始于40年代,是拉美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立的姿态,从广义上来说,“寻根”运动也意味着玻利瓦尔美洲大同思想再一次被发扬光大。从狭义上来说,则是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再发现和创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还与出版商的鼓吹有关。当各国作家从结构和艺术上博集众长、结合本国现实写出一批高质量的小说时,一些独具慧眼的出版社便看准了这一苗头,大力扶植了拉丁美洲新小说。这些出版社中比较有名的有南美的南方出版社,纳西缅多出版社,墨西哥的文化基金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等。最后这家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精明能干的加泰罗尼亚出版家维克多·塞依克斯与鉴赏力很高的作家、诗人卡洛斯·巴拉尔配合默契,经营着这家出版社,为当时尚不出名的许多拉丁美洲作家出版新书。精美的装帧,考究的彩色封面,强大的宣传,使这些作品在西方书市畅销,促进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传播。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爆炸”代表作家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都在那里初版或再版过。由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有这一家出版社,六七十年代那里成为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而流亡在外的许多拉美作家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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